近日，第二輪第三批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反饋工作全部結束。督察組肯定了8省（區）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取得的進展和成效，指出了地方存在的突出問題和短板，并就“病灶”產生的原因進行了分析。

 

      通讀8份督察報告，督察組對各省份的客觀評價有何異同？說明了什么問題？又有哪些深意？記者進行了梳理。

 

一、雖然總體評價各有不同，但“進步”是共同特點

 

      如果從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的歷程來看，8個省份經歷第一輪督察距今都已經有4年左右時間。以督察整改為契機，各地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取得的成效，得到了督察組的肯定。

 

      但仔細梳理發現，督察組對8個省份工作成效的總體評價并不相同，且很有深意。

 

      督察組對8個省份的“評語”主要分為“重要”和“積極”兩個“檔次”。取得“重要進展和成效”的省份分別為遼寧、安徽、河南、湖南省，取得“積極進展和成效”的是山西、江西、云南省和廣西壯族自治區。

 

      總體評價不同的原因是什么？梳理可以發現，督察組在評價8個省份對于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學習貫徹情況時，措辭是有區別的。

 

      取得“重要進展和成效”評價省份中，督察組對遼寧、河南、湖南三省的表述為“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對安徽的表述為“堅持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指引”。而取得“積極進展和成效”評價的4個省份，督察組的表述為“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

 

      這其中，云南省的反饋報告值得注意。督察組給予其“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的自覺性和主動性不夠”的評價，在8個省份中是唯一的。

 

      思想是行動的指南。是否深入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并以此為指引，決定了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取得怎樣的成效。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相比之前，8個省份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都有進步，督察組對各地的評價分別從第一輪的“積極進展”“積極成效”等，變化為此次的“積極”和“重要”進展和成效。

 

      除了思想認識方面，督察組對8個省份相關工作的肯定，也有共性特點。

 

      首先是省委、省政府對工作的高度重視。如遼寧省成立由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擔任主任的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委員會；河南省連續3年由省級領導帶隊，對全省18個市和省直有關部門開展專項督察。

 

      第二是建立和完善制度體系。如山西省制修訂多部地方性法規，建立紀檢、生態環境等多部門聯動問責機制；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專項小組，全面實施河長制、湖長制。

 

      第三是強調規劃引領。如湖南省相繼出臺長江經濟帶發展實施規劃、重點工作實施方案、負面清單實施細則；江西省建立“三線一單”生態環境分區管控體系和“四級三類”國土空間規劃體系。

 

      第四是聚焦重點和難點工作。如安徽省推動長江生態環境保護發生轉折性變化，馬鞍山薛家洼經過治理已成為美麗如畫的景觀岸線；云南省創新推進洱海保護治理與生態修復“八大工程”，“洱海經驗”及保護治理成效得到多方肯定。

 

二、共性問題值得關注，為其他地方敲響警鐘

 

      在肯定共同進步的同時，督察組也在反饋意見中指出了8個省份的共性問題。其中，有兩方面特別值得關注。

 

      首先是在環境基礎設施方面存在的問題。在歷次督察反饋報告中，類似環境基礎設施“存在短板”“滯后”等表述并不少見。但此次督察，反饋報告顯示這個問題是8個省份的主要短板之一。

 

      這一問題，從督察入駐期間同步公布的典型案例中也可以看到：40余個案例中，涉及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處理設施的有11件，占比超過了1/4。

 

      生活污水設施方面，最為普遍的問題是管網建設和運維問題。反饋報告中，8個省份都不同程度因管網建設滯后、雨污混流、污水收集率低等問題被督察組批評。

 

      垃圾處理設施方面，最值得關注的問題包括了能力建設不足和治污設施淪為“污染源”等。

 

      從公開的典型案例和督察反饋報告分析，這其中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兩個方面。

 

      重視程度不夠。在廣西，崇左一位副市長被問到能否聞到排污口的臭味時，他回答說：“能聞到，沒想到這么大的量。”“沒想到”就意味著他對具體情況不清楚，不了解。

 

      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涉及面廣，因城市發展進程快、涉及部門多等客觀原因，建設的難度較大。如果地方黨政主要領導不能做到親自過問，很難將壓力傳導到位。

 

      資金投入不足。眾所周知，環境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需求量大。經費不到位，是污水及垃圾處理設施難以發揮作用的原因之一。比如2017年-2020年，云南省保山市用于隆陽區水污染防治的項目資金僅1.23億元，致使相關項目難以按計劃實施。

 

      第二個共性問題，是“兩高”項目管控不力。針對“兩高”項目，督察組給予8個省份的評價為“控制不力”或“上馬沖動”等。

 

      仔細分析，也有兩方面原因值得關注。

 

      一方面，是對綠色發展沒有正確的認識，盲目將“兩高”項目作為經濟增長點。比如，遼寧省鐵嶺市昌圖縣召開縣長辦公會違規推動“兩高”項目建設，要求相關審批和主管部門不得對未辦理審批手續的項目予以處罰；錦州市義縣將“兩高”項目作為年度重點工程，成立專班推動，導致相關項目在未取得節能審查、施工許可等手續的情況下擅自開工建設。

 

      另一方面，是綠色轉型的決心不夠，導致把關不夠嚴格，管控措施不夠有力。比如，山西省在建或已建的101個“兩高”項目，72個手續不全。山西省發展改革委未采取有力措施，相關地市也未開展清理整頓，違法違規建設問題尚未得到糾正。安徽省也存在發展改革部門監管不到位，“兩高”項目違法建設問題突出等問題。

 

三、個性問題突出，是重點也是難點

 

      除了共性問題，督察組在反饋報告中還重點提及了8個地方存在相對個性化的問題。

 

      山西省大氣結構性污染尚未得到有效遏制；遼寧省渤海綜合治理一些任務推進不力；安徽省皖北地區大氣污染治理推進不力；江西省長江保護修復工作仍不到位；河南省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有差距；湖南省重金屬和礦山污染問題依然突出；廣西壯族自治區生態破壞問題仍較突出；云南省高原湖泊保護治理形勢依然嚴峻。

 

      這些問題，很有針對性，也是地方在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領域面臨的重點和難點問題。其問題產生的原因，也有異同。

 

      有些是認識和理念還存在偏差。如云南省一些同志對云南生態環境脆弱敏感的客觀實際沒有清醒認識，存在盲目樂觀傾向。2020年，九大高原湖泊有7個湖泊水質未達水功能區劃要求。河南省鄭州、開封等市不顧水資源稟賦較差實際，借引黃灌溉、民生供水行“人工造湖”之實。鄭州市中牟縣每年引黃河水305萬立方米“造景”，開封黑崗口工程借調蓄灌溉之名，打造“開封西湖”景區，非法占地1280畝。

 

      有些是管控缺位。如安徽省工業窯爐超標問題突出，淮北市臨渙焦化股份有限公司SO2長期超標。阜陽、亳州、淮北、宿州4市不合格油品非法銷售問題突出。

 

      有些是工作作風不嚴不實甚至弄虛作假。如江西省農藥化肥減量工作不實。國家明確到2020年鄱陽湖周邊地區化肥、農藥使用量比2015年減少10%以上。江西省擅自放松要求，將農藥使用減量目標定為減少6%以上。山西省鋼鐵行業去產能弄虛作假。全省2017年以來批準實施的18個鋼鐵產能置換項目中，只有一個減量置換比例符合要求。

 

      有些是歷史遺留問題。如湖南全省各類廢棄礦山達6950座，大部分未落實“誰開發、誰治理”要求，生態修復率不到45%。廣西截至2020年底全區礦山需要治理恢復的面積達20300公頃，“十三五”期間僅治理4114.63公頃，完成率為20.2%。

 

      歷經第一輪督察和“回頭看”，總體來看，8個省份高度重視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工作，將督察整改作為重大政治任務、重大民生工程、重大發展問題來抓，強化部署推動，切實解決問題，并取得明顯的整改效果。

 

      但對于督察反饋中提出的問題，不論是共性問題還是個性問題，各地都必須正視并積極面對，有針對性地進行部署和安排，切實抓好問題整改。

 

來源：中國環境